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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二十四年，我二十二岁，已经在曹国公这个位置上坐了七年。 七年能改变很多事。比如我长高了半尺，朝服终于合身了；比如我学会了在朝堂上眼观鼻、鼻观心，谁说话都点头，但谁也不得罪；再比如，我明白了爹说的“守家业”是什么意思——就是别折腾，别冒头，安安稳稳领那三千石岁禄。 所以当东宫的请柬送来时，我第一反应是找理由推掉。 “太子宴请年轻勋贵。”李诚捧着请柬，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，“少爷，这宴……不好吃。” 我知道。太子朱标仁厚是出了名的，但东宫的水有多深，这些年我也看明白了——文官们围着太子转，武将们的子弟也在往里挤，都想在未来的皇帝面前留个好印象。 “徐允恭去吗？”我问这个仅比我袭爵晚一年的魏国公。 “去。魏国公府、开国公府、宋国公府……在京的年轻勋贵都请了。” 那就是必须去了。我叹口气：“备礼吧。别太贵，也别太寒酸。” 李诚应声去了。我坐在书房里，看着窗外那株老梅树——爹在世时种的，今年花开得晚，枝头才冒出几个花骨朵。...